冯川：人文教育的意义

冯川：人文教育的意义

——在眉山会议上的发言

转自教育思想网，网址：http://www.eduthought.net/index.php?a=news_x&m=News&id=2282

按照邹院长的要求，这个暑假，外语系的老师都在抓紧翻译《美国总统论教育》，从艰难地搜集材料，到拿出高质量的译文，大家确实十分辛苦。翻译的同时，大家也在学习，学习美国在教学改革方面的思路，结合我们的实际，希望在教学改革方面有所创新。目前，这项工程尚未竣工，只有我负责的部分已经提前完成。下面，我准备根据我的翻译和思考，谈一谈外语系的教学改革思路。

按照我们的分工，我翻译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名篇《人文教育的意义》。这是他1909年在纽约市高中教师协会的讲话。在美国迄今的44位总统中，威尔逊无论在受教育程度、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方面都是最高的。他是所有美国总统中唯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法学博士除外），曾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等大学，还担任了8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2-1910）等职务。他谈教育，应该是很中肯的。

威尔逊的这篇讲话，其实就是一篇教学改革的倡议。所以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篇长达一万字的讲话，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此次会议的精神去概括，它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一是讲美国教育已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复杂现实，需要进行改革。

二是提出对学生进行分类培养的思路，主张严格区分职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能什么都想要，什么也搞不好。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的态度非常坚决。这一主张，也是这篇讲话的中心思想。但威尔逊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变通，所以他也承认，有些学校，有些专业，也可以两者兼顾，但必须分清主次，确定各自所占的比重。

三是讲到了在究竟选择职业教育还是人文素质教育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必须由学生自主选择而不能由国家和政府包办；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谙国情的现实主义者，他也隐晦地暗示，许多学生，包括其家长，实际上对未来都是茫然的、没有目标的，因此在做出选择方面，教师，特别是中学教师，也需要介入。

四是讲到了职业教育在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方面的重要性。他希望当时的美国能在机械制造方面赶超德国。但另一方面，沿袭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他又主张在职业教育中精简教学内容，例如反对将高等数学纳入职业教育，而主张将其纳入人文素质教育。

五是主张老师在教学中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尽可能多地启发和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并承认这将使教师更加辛苦，付出得更多。

六是讲到了人文素质教育在培养精英、培养管理人才、培养国家栋梁、培养未来领导人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甚至转引铁路高管的话说：我宁愿用受过古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一定意义上相当于liberal education）的人也不愿用受过理科教育（scientific education）的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英语中liberal education这个词，翻译上很难统一，有译成自由教育的，有译成博雅教育的，有译成文科教育的；这个词还可以译成开明教育、通识教育、非专业化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它的主要含义，是不以技术、职业、挣钱和谋生为导向，而以开阔视野、拓展心胸、训练头脑、陶冶情操为目的。它也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所谓文科教育，因为许多教育家也像伍德罗-威尔逊一样主张liberal education的内容，不仅应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文科科目，而且应包括高等数学等理科科目。按照伍德罗-威尔逊在这篇讲话中的说法，高等数学不应该放在职业教育中，而应该放在人文教育中。实际上，对liberal education的理解，需要从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反面去理解，即一种非专业化非职业化的教育，所以，我过去曾将其译为通识教育。在翻译这篇讲话时，我经过再三考虑，将其译成了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其所以如此，一是希望突出这是一种以“人”为本、旨在提高人的心智和情操的教育，二是为了区别于以“能”为本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从以上六方面的内容看，我觉得这篇讲话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联系教育部最近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强调，我更加确信，中国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是在步美国教育后尘。谈不上什么自己的创新。但的确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做出一些改革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许多方面也与锦城学院的理念相吻合。例如教学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说法；例如需要强化技术性、职业型、应用型教育的主张；例如强调学校在办学目标上必须有准确定位，教师在教学计划上应该有明确目标；例如对学生应该分类培养的主张；例如应该精简和优化教学内容的主张，等等。在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不是100年前一位美国总统在讲话，这就是邹院长在讲话。

在翻译这篇讲话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具体到锦城学院，具体到外语系，我们应该着手什么样的改革。受这篇讲话的启发，结合外语系的实际，我们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我的思考大致如下：

思考教育改革，首先要考虑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教育改革提了多年，但很多人都忘记了，改革力度最大的年代，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的大学，取消了高考，录取学生由单位和地方推荐，录取的对象是参加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即使如此，当时的大学外语系，仍然是小班教学，通常20人左右一个班，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法，仍然围绕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的训练，只不过在教材和课堂练习中，多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用语。进一步讲，无论是49年以前还是49年以后，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外语专业对听说读写译的重视都一直不变，最多就是一些课文的内容从政治、外交、文学的主题，变成了经济、贸易、商务的主题，在培养方向上，由培养外交人才、文学翻译文学研究人才转向培养外经外贸外事商务口译人才。可见，外语教学有其特殊性，有其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改都绕不开的核心要素即听说读写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这是不能改也没法改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无事可做。从我们的实际出发，的确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改的。例如，在精简教学内容和给学生以选择自由方面，就可以考虑把占14到16个学分的二外，从必修改为选修。再例如，可以考虑把思政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且在内容上用人文教育的课程来取代。前一点，我曾在给前总理的信中有过建议；后一点，锦城学院其实也在做。又例如，从外语系的实际出发，可以把通识课、人文素质课的教学，从汉语教学改为外语教学或双语教学。这一点，我们从07年开始就在进行。而前面两项，因为是教育部的规定动作，过去虽然提出，却一直难以实行。而现在有些学校，好像有悄悄启动的迹象。我认为，从精简优化教学内容和给学生以选择自由着眼，我们可以首先考虑把二外从必修改为选修，并像有些学校所做的那样，继续压缩思政课的课时和改变其中的内容。

威尔逊的讲话也促使我思考外语系的定位。与学院的整体思路一致，外语系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下，也有通识与专业并重的考虑。所以我们建系之初便提出“做人做事并重，外语中文俱佳”的系训。但外语专业的性质和锦城应用型大学的定位，都决定了我们的定位和教学计划、课程设计是围绕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的训练而设计的。我们的自主创新，是搞了一个通识英语，即把一定比重的人文素质教育纳入到英语语言的学习中去。但这门课程所占的比重很小。至于从一开始就将商务英语、文秘英语、旅游英语、新闻英语等纳入教学计划，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创新，但相比川大等重点大学外语系，的确也可以算一种改革。

2010年4月我4年聘用期届满的时候，曾给院长写了一份很长的述职报告。内中总结了外语系在改革创新方面做过的探索，如率先实行教师专职制、导师制、对外翻译制以及重点抓教风、学风，打造外语系学习氛围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外，每学期每年系主任的述职，都反复总结过自己在课程改革、教学方法的改革等方面做过的工作。暑假之前，易兰和邓静代表外语系所提出的教改思路，也反映了我系的一些新的举措。其中要点，就是要用赶鸭子上架的方式，逼迫学生在课外加大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些东西都保存着，如果需要，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为了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发一点感慨。威尔逊总统的讲话，虽然强调了职业教育、应用教育的重要，但从国家的战略发展考虑，他显然还是更重视通识和人文素质教育，希望美国教育能够培养出超越就业、挣钱、谋生，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判断的人，培养出未来的管理者和领导人。这就是威尔逊的讲话为什么被冠以“人文教育的意义”这一标题的原因。但从锦城的实际出发，这跟我们没有关系。第一，我们没有能在现代人文素质教育中担纲的系如历史系、哲学系、政治系、法律系等；我们的中文系和外语系，重视的也只是文科技术型人才或听说读写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而不是人文素质的培养。第二，我们没有大师级教授；甚至我们辛辛苦苦发掘和培养的有发展潜质的青年教师，许多也离开了我们。第三，我们的学生，虽然不排除个别优秀者，整体上讲却并非出类拔萃之辈。第四，我们的定位，在充分考虑了以上不利因素的情况下，走的是应用型、职业型道路，通识教育只是点缀。这样的定位，这样的策略，是完全符合云顶7610网址下载实际的，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不要说锦城，就是中国的重点高校，也没有哪个大学将自己定位为自由教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型大学，而美国除哈佛、耶鲁、普里斯顿等常春藤大学之外，还有许多专门以人文教育为宗旨的学院，如我2012年赴美回来提到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等。这些学院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在美国却享有盛誉。福布斯排名榜曾把威廉姆斯学院排在第一，普林斯顿排在第二，西点军校排在第三，安默斯特排在第四。由此可见，在重视人文教育方面，中国并没有向美国学习。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改好了。例如本世纪初给大学老师大幅度涨工资，刹住了90年代高校教师的下海潮和走穴潮。二是既没改好也没改坏，而是翻来覆去折腾。例如50年代学苏联院系调整把大学变小，90年代又大刮合校风搞巨无霸大学。三是改坏了。例如以加强管理的名义而使大学越来越行政化，致使教师地位下降，一些本来有可能成为大师的教授，最后也或者沦为打工仔，或者成了行政官僚。所以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我持有保留和观望的态度。我当然知道，我们做什么事都只能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实；但我也深深感到，没有了人文教育的理想，大学也就没有了灵魂。

冯川，四川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锦城学院外语系在职主任。治不中不西之学，说有对有错的话。